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
　　
　　在整体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从事简单生产的青年流动人口获取正确生殖健康知识的机会较少。
　　
　　“流动人口生殖服务可达率低。”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孙晓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们做过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女孩遇到问题一般都是问自己的小姐妹、找老乡，所得到的生殖卫生知识也几乎都是来自广告，如果遇到需要人流的情况，基本上都是选择民营医院或者回老家解决。”
　　
　　“现在出来打工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成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缺乏应有的关爱，所以当进入青春期之后，尤其是女孩子，就会特别希望获得关爱，甚至有意无意地以性来讨好对方。”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执行总监肖远鸿告诉本刊记者。
　　
　　在南京某电子制造厂中，曾出现了一个未婚女工怀孕的案例。“她非要回到老家，把孩子生下来，但又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结婚。后来我们了解到，她自己就是非婚生孩子，是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该厂的一个女工代表说。
　　
　　未婚流动人口兼有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他们普遍年龄不大、社会经验不足，生殖健康知识较为匮乏。据玛丽斯特普提供的数据，40.9%的流动青年选择从同伴那里获得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
　　
　　因此，同伴教育中增加社会融入内容显得格外重要。
　　
　　除此之外，城市的工业园区多建在城市边缘甚至是周边，远离市中心，往往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工业园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内市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经常有着很大差别。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融入城市困难、生殖健康服务可达率低，却与庞大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撞在一起。困境因此而生。如何破解？
　　
　　2014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农民工办、民政部、财政部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5个主要任务。
　　
　　其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各地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社会协同作用。创新服务模式，有序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基本形成高效配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
　　
　　2012年，中国计生协联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原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团队，对常州本地1114名企业外来工开展了基线调查。调查显示，这些被调查的青年普遍缺乏丰富的文化生活，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化待遇，在获取健康服务尤其是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存在力所不能及的问题。
　　
　　流动人口在性与生殖健康上面临的挑战，不仅给这个群体自身的健康带来损害，而且也给企业带来损失——员工的病假休息和因病离职会降低劳动效率和企业生产力。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健康的企业生产者，生产效率有了人力基础，生产率提高也有了保障，从而就能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流动人口为常州带来了活力。根据统计部门反馈的资料，2014年底常州市常住人口总量达469.21万，其中有35%左右的常住人口是外来流动人口。
　　
　　从2012年开始，常州计生委开始在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工厂里搭建健康驿站，截至2015年中旬，全市已有11家。本刊记者走访发现，每个健康驿站所设设施不尽相同，但都有生殖健康知识手册，都有可以刷身份证即可免费获取避孕工具的设施。
　　
　　“前两年有女工无故旷工，后来经我们了解是因为做人流手术。今年一个都没出现。”常州市某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工厂，外来务工者达到一半左右。
　　
　　“我们希望通过 ‘社会支持’ ‘同伴教育’等方法，让流动人口体会到‘新市民’待遇，这不仅仅是有利于降低人流率这么简单，而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孙晓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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